从国民党在1927年接收上海到1937年撤至内地，她从未停止斗争。她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先夫孙中山博士的寓所。其实，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坚如磐石，是一个钢铁女人；她从未失去还政于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西”，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她就是—宋庆龄。
1931年一个炙热的夏夜，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英国巡捕逮捕了一对持多份欧洲各国护照并带有一个4岁男孩的外籍夫妇，虽然怀疑其是苏联间谍，但无论怎样审讯，都弄不清他们的真实姓名、国籍、来华目的和社会背景，只知道男子的中国化名叫“牛兰”。
1927年4月，北京奉系军阀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人，劫走大批党内文件。1927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贸易和联络渠道，并在上海租界区内活动。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主要任务是指导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和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1930年3月，牛兰开始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并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
1937年8月27日，牛兰夫妇才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随后他们便去了上海。在出狱后的近两年里，牛兰夫妇虽然没有身份证明，也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在宋庆龄的资助下，一直生活在上海。1939年，牛兰夫妇将一封救援信辗转送到了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手中，随后他们就顺利地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生活得很平静，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牛兰担任了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1944年，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了8年的雅可布也回到了莫斯科与父母团聚。1948年后，牛兰又去了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直到1963年病故。而汪得利曾在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所喜爱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这对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国际特使，为了中国革命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和宋庆龄全力营救他们的壮举，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敬仰。
